苗 疆 边 墙

—中国南方长城一部沉重的历史

作者：陈启贵

  苗疆边墙，是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实体遗存，在历史的长河中，它经历过兴起、毁坏、嬗变、演绎直至消亡的演变进程，它代表了一个朝代的特征，涵溶了那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事象，构架了那个朝代治国方略的精神实质，是研究明清两代对边地少数民族管理和征服统治鲜活的历史史料。苗疆边墙的存在是客观现实，但对它历史的成因，当时时代所处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它深刻的文化内涵却了解甚少。一九八六年，我担任县文物管理所长时，在开展全县文物普查的工作中，本人也曾亲历其地进行了考查，把它定位为古建筑遗址，时间为明代。历史延流了时代，时代包装了历史。一切正义的非正义的，进步的与落后的都无法做出确切的定论。由于社会时代文化内涵构建的特质，政权的更替赋予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使命。历史载体的上层建筑，为当时时代的需要，发挥了本部分应有的作用，维护了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定，对于那个阶级，那个政权来说这当然是进步的。但对于那个阶级那个政权的对立面来说，却是落后的了。数百年后的今天，历史文化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时代已进入了 21世纪，回顾历史，我们当以历史的唯物主义去审视这一历史产物的存在、发展，嬗变直至消亡。在十多年的探讨研究工作中，本人对边墙的生成，发展、嬗变的历史演泽有所了解。现想从四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肤浅看法，个人之见极不成熟，仅供专家学者参考。

一、明代晚期坚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边墙的产生与生成提供了空间环境。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鲜活的阶级斗争史和民族压迫史。纵观千百年来曲折多变的历史风云，就象一支灵敏机变的晴雨表，给多少人以警示，给多少人以惊醒。征战挞伐，改朝换代，这是旧朝衰亡新朝建立的一个重要标致。元朝末年，朝庭腐败，战乱不堪。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在纷繁错乱的战征中，扫平了所有敌对势力，建立起了一个极为显赫的封建王朝，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明朝。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后，他深深懂得政权建立来之不易，为了巩固自己初建的明朝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段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利国便民政策，特别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减免钱粮赋税鼓励农耕外，还在这些边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众多的军事重镇，投入了大量的兵源，以加强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据《皇明一统志》记载：“洪武初，朱元璋为了控制湘西生苗，改夜郎坪立崇山卫以杨仲名为指挥佥事。”三十年（公元一三九七年），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镇溪军民千户所，下设百户所，隶属辰州卫统辖。在镇溪军民千户所毗邻的五寨长官司，即沱江宣慰使司（现在的凤凰县城沱江镇），则属于朱元璋亲自封任并委派到此地担任五寨长官司长官田儒铭父子六人。五寨长官司所统辖的属地，除镇竿镇的全部范围辖区外，还有西至铜仁万山，南至新晃黔阳，东至麻阳辰溪、泸溪的一部分土地。沱江宣慰使司及五寨长官司的建立，就当时来说对于明朝庭加强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缓和一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也为明朝庭今后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激化种下了苦果。

 纵观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对于少数民族统治管理的政策上，总是实施岐视和高压政策，使得众多的少数民族地区缺乏生存自由、生活自由，过着缺衣少吃的苦难生活。明朝统治者也不例外，他们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对边远的少数民族实施盘剥高压政策，把他们视为世外顽民，不可教化。据康熙《麻阳县志·镇竿总说》记载：“已归王化者，谓之熟苗，与内地汉人大同小异；生苗则僻处山洞，据险为寨，语言不通，风俗迥异，”明代统治者，对于少数民族是十分岐视的，在经济上采取封锁，在文化教养上采取隔离疏远，在军事上采取镇压挞伐，使得少数民族地区更加陷入贫穷落后和愚昧的境地，这就加深了朝庭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矛盾。少数民族，为了求生存，争自由，赢得精神上的自由解放，砸碎套在脖上的枷锁，纷纷拿起武器起来反抗朝庭的深重压迫。据史料记载：在明朝统治的 276年时间里，湘西一带少数民族反抗朝庭的起义和暴动发生了30多起，小型起义不算。也就是说，平均每十年或不到十年就要发生一次较大的苗民起义。明嘉靖十六年（公远一五三六年），在贵州铜仁地区与凤凰接界的一大片生苗居住的土地上，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苗民起义，弄得明朝统治者措手不及，多次派大兵进剿，但都无功而反。这次起义前后持续了15年时间，才免强把暴乱平息镇压下去。但为了征剿平息这次暴乱，明统治者不仅调动使用了数千上万兵力，同时也花费了白银数万余两，真是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

  明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不是去对苗民实施亲缘政策减少苛捐杂税等方面考虑，更是采取高压政策去镇压凌辱敲诈，这就更加激化了统治者与苗民之间的矛盾。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这些记载，毫无夸张之意，真实地反映了在生苗区的战争中，苗族人口大批遭受杀害，苗民的财产，在战争中损失十分惨重的现象，构画出生苗区一幅残破凋零，蛮荒四野的景象。“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被明朝统治者残酷剥削压迫的生苗区苗族人民，为了摆脱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他们甘冒石矢箭雨，前赴后继，不怕流血牺牲，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规模越来越大的斗争。万历十四年（公元一五八六年）蔡国珍担任湖广参政，分守辰州沅州，洞蛮发生叛乱，弄得官府不得安宁。十五年（公元一五八七年），苗人刺杀竿子坪哨督备高松乔。自万历四十二年（公元一六一四年）生苗区七月至九月生乱期间，共杀死官兵百十六人，诸边各地几无宁日，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朝庭派遣兵，带兵官员克扣银两，兵士终日不能饱腹，怨声载道，乃至许多兵士反叛投靠生苗区的义军，一起反抗朝庭，使得朝庭带兵将领无可奈何。怪不得辰州府推官候加地眼观此情此景不由地哀叹道：“昔议防苗，今议防兵，兵与苗并议，防五溪之徼，其何叹长保无虞呼”。

  明初，朱元璋建立了大明朝之后，他的治国方略最为明显的一条是：“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不称霸。”根据这一治国方略，历代的明朝统治者把它奉为神灵，不断地积极实施和贯彻执行。为了抵御北疆的少数民族侵入，从明成祖起至明万历年止，在北方修筑了大量的长城，故称为明长城。既然有了北方长城的先列，明朝统治者及其朝臣官员，审时度势，根据连年用兵的得失利弊，确得如若在南方同样可以修筑长城，以御苗叛。在因苗云扰波摇，哨兵疲于奔命，兵亦不能自保的形势下，要控制住湘西一带的生苗区，只有象北方一样修筑一道牢实坚固的边墙即南方长城，方保一时的安稳。这就是修筑苗疆边墙的重要原因。

二、苗疆边墙修筑的时间确切考，苗疆边墙的起点及终点考总说。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修建浩大工程一个最多朝代之一。南北长城的产生是明朝历史文化最重要的产物，苗疆边墙的存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凝结融合的物体。但苗疆边墙的修筑究竟起于何时，至今还是史学家们有争议的问题。纵览各家对苗疆边墙修筑时间的考证，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即明代嘉靖末年说；明代隆庆初年说和明代万历晚期说。纵观明清两代湘西地区各县的县志和厅志记载情况看来，我本人意见认为是明代万历晚期修建的为准确。根据发展的进程来看，根深蒂固的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统治制度，到了明代已进入了它发展的晚期。由于明朝统治者对边远的少数民族实施横征暴敛的政策，不仅对边地少数民族的经济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同时也由于文化的征服和族宗族属的分离与瓦解，使这一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生强烈地变化。在这分离蜕变，重新整合张扬的过程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实体构架。第一种类型为纯苗区，这类地区苗民反抗剥削压迫性极强，难于管教和统治，故此，明朝统治者把这种苗民称为生苗，“以野人野兽对待。”生苗区的范畴十分广泛，主要分布在湘黔边境铜仁、松桃、镇竿、花垣、保靖的广大地区，面积数千平方公里。第二种类型的地区，为各民族杂居地区，这类地区的苗民比纯苗区的苗民较好管教统治，苗民被称为熟苗。在熟苗区内，汉苗土杂居，在经济上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在文化上相互渗透，相互潜移默化，故经济和文化与之生苗区相比较要发展进步地多了。第三类地区为汉化地区。这类地区的苗民是极少数，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苗族人民的特点，但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及其社会观能上已经和汉人同化，根本不存在对立和抗争了。这是明朝庭最崇尚最倡导的地方。

  明朝庭对生苗区隔离和疏远的政策，日益激化了边地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到了万历晚期这种矛盾已经达到了不可调和不可抵御的程度。据《辰州府志》和《苗防备览》记载：“万历四十二年（公元一六一四年），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兼署兵备驻辰州的蔡复一，亲历苗疆边疆，度其险阻，第一次筑沿边土墙。”第一次修筑边墙的地点，主要在镇竿镇境内（即凤凰）的渡头坑、毛都塘、两头羊、洪岩井、大田、泡水等处。由于缺乏经验，加至此地高山竣岭，溪沟纵横，地形十分复杂，边墙的质量十分粗糙简陋，统治者十分不满意，提出复工重修。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一六一五年），蔡复一奏请朝庭批复，又指令保靖都司周履督工，从与贵州铜仁接界的亭子关起，修至镇溪千户所止。边墙全长三百二十余里。浩大艰繁的苗疆边墙工程终于完成竣工，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英雄气概。明朝天启二年（公元一六二二年），驻守在辰沅兵备道副使胡一鸿，获准朝庭的奏请以后，又委派镇竿镇游击邓祖禹续修边墙。邓祖禹接旨后，毫不犹豫，在原来边墙镇溪段的尾上，开始边墙的续修工程。自镇溪至古丈县的默戎乡（即喜鹊营）止，又加修了 60华里。至此，整个苗疆边墙全长380余华里。如此浩大的工程，在十六世纪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关于苗疆边墙的起点和终点考，从数十本县志和厅志记载，均认可为边墙起点为亭子关，终点为古丈县的喜鹊营。但也有三种说法；其一为渡头坑说，二为喜鹊营说，其三为亭子关说。持渡头坑说主要依据为万历四十二年（公元一六一四年）由蔡复一督工修筑的苗疆边墙。从渡头坑起至泡水 全长仅七十华里，既不构成蜿蜒曲折，绵亘几百里的气势，同时此次修筑时边墙均为不堪一击的土墙，已被当时明朝庭否决不认可。因此，渡头坑说完全可以否决。持喜鹊营为苗疆边墙起点的说法，其主要依据为第二次修筑苗疆边墙的督工为保靖都司周履。主要是从客观意断上去推测，认为，周履既是保靖都司，那么修筑边墙当应从喜鹊营为起点，然后向南延伸至亭子关。这种说法很明显地有三点谬误，根本站不住脚。一是不符合当时形势的要求，保靖不处在生苗重点区，与朝庭的矛盾也不十分尖锐激化，修边墙欲为何故呢。、二是悖逆了边墙修筑的时间，颠倒了历史的顺逆。按照各种历史史料和文字记载：第二次修筑的边墙为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一六一五年），边墙整个的长度为三百二十华里，一直到了明天启二年才又续修60华里，才形成了以后的三百八十余华里的规模。从明万历四十三年到天启二年，前后相隔时间为八年，又怎能说边墙起点为喜鹊营呢？这种说法实为杜撰，太离奇太荒唐了，倒转日月，颠倒历史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关于第三种苗疆边墙起点为亭子关的说法是极为正确的。我们可以从《苗防备览》和《湖南苗防屯政考》的《苗疆全图》绘制的苗疆边墙，参考明代苗区十八营哨的分布区域，完全可以确定边墙从现在的黄合乡亭子关开始后，经过落潮井乡、阿拉营镇、疗家桥镇、沱江镇、长坪乡、吉信镇、竿子坪乡、乾州镇、吉首市、振武营直到马颈坳乡团结大队喜鹊营止（喜鹊营现为默戎镇属古丈县管辖）。关于亭子关说有三点极其重要的依据。其一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亭子关位于湖南与贵州接界的交汇口，处于生苗区与熟苗区的分界线上，在此建墙筑关是极理想现实的，这是其一。其二，从第二次修筑苗疆边墙的情况来看，它的走向是从南到北，再从北往东，又从东往北，直至镇溪止。全程长度为三百二十里，既符合历史史料的记载，同时也符合边墙走向的构架，与边墙绘制走向图是相互吻合的，这是其二。其三，按照边墙最后完善竣工来看，时隔八年以后，从镇溪所到喜鹊营是续修的墙体，与原来320华里加起来才是三百八十华里。这既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时顺，也符合修建的时间与程序。它既不可能在天启二年修一个起点，然后把时顺拉回倒转来在万历四十三年又才补修和续修三百二十华里，这是不符合逻辑推理的。持这种意见者既无地理概念，同时也缺乏逻辑推理知识，是足不可取的。

三，苗疆边墙的修建与存在，对当时明朝庭政权巩固的重要作用及其对生苗区经略潜在的反作用。

  历史是无情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朝代的更替，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至于每一个朝代的历史文化构架的成因及其内涵如何，这要取决于当时这个政权的建国方略和宗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封建政权建立，无不都是从本阶级本政权的利益出发，实行对被统治被压迫者的残酷剥削与奴役。到明代晚期，由于明统治者腐败没落，荒淫无度，造成了政权经济衰落，人民生活极度困苦，特别是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社会异变的形态更加严重和强烈。政权腐败，官僚横征暴戾，加深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全国各地，贫平百姓纷纷举起义旗，反抗明朝庭的深重压迫。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统治者实施了民族岐视的政策，使生苗区的苗民成了无政府，无组织的流民。他们的命运如同草芥，随时可以遭到杀戳和摧残，他们比起熟苗区和汉人区的百姓来说，生存无依，生活无着，其痛苦更加强烈十倍或百倍。要生存，要自由，只有起来抗争才是唯一的活路。因此，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连年烽烟不断，扰拌得明朝统治者焦头烂额。综上所述，苗疆边墙的修筑和产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是为了镇压生苗区的苗民反抗斗争，巩固其封建残余统治。

  为了进出一步阐明苗疆边墙修筑的目的和意义，我不防将生苗区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其生态环境作较详细地介绍。据康熙三十三年（公元一六九四年）《麻阳县志》记载：“生苗居住地区，统称为镇竿。”又载：“镇竿即古巫黔极北地……西北有溪为镇溪，东北有坪为竿子，取其两地名之首字，故统称曰镇竿。”接着，作者进一步对镇竿加以描述：“镇竿辖地广裘八百余里，东至辰州府泸溪县地一百八十里，南至本县一百里，西至贵州铜仁府乌罗长官司界二百五十里，东南至辰溪县一百里，东北至沅陵县界二百里，西北至酉阳宣慰抚司及石耶邑梅长官司界三百里，西南至铜仁府界一百五十里”。这就是生苗区全部的辖区范围。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生活着慓悍不训的苗民，他们被明朝统治者视为不可训化的刁蛮野人，并以此不给予他们入籍入政，实际上他们是一群没有户籍没有政权没有组织领导的“野人”。明统治者把这片化外苗民视为洪水猛兽，对他们采取疯狂地杀戮毁灭政策，这种残酷的举动当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对付生苗区的广大苗民群众，杀戮和毁灭当然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地还进一步激化与生苗区之间的民族矛盾，强硬的手段和凶残杀戮的政策，永远也征服不了这群化外“野民”。最后，只有选择了修筑苗疆边墙，在生苗区与熟苗区之间筑起一道牢固的墙体，把他们隔离开来。边墙的修筑成功，确实起到了缓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作用，边疆得到了暂时的安宁，边墙内熟苗区的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暂时的安定，这对边远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是苗疆边墙在那个历史时代所起的进步作用。

  事物的发展总是一分为二的；有进步作用就有反作用。明朝统治者及其各州府县的官员们，采用武力和民族岐视的政策，不顾生苗区广大苗民的强烈反抗，逆历史潮流而动，在生苗区与熟苗区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不但达不到征服生苗区的苗民和巩固君主专制的封建统治，相反地在生苗区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本文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边墙的修筑给生苗区苗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战争是人类的毁灭，征服是人类相互残酷的杀戮。由于战争的终极目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征服者带血的狰狞狂笑，只有被征服者的痛楚与死亡。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记载：经过连年的征讨和战争，苗区人口“经过挞伐征剿，很多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这些记载，字里行间虽然含有邀功请尝，夸大其事地描写，但也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当时惨烈争战的真实情况。试想，顶铠贯甲的官兵，面对手无寸铁的柔弱百姓，又怎能斗得他们这群青面獠牙的魔鬼。讨伐战争中，官兵肆无忌惮地掳掠杀戮，每到一处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真可谓是尸横荒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生苗区的苗民大批惨遭杀害，人口大大减少，苗民的财产被掳掠一空，损失十分惨重，这就是边墙，战争给生苗区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

第二、采取对化外刁民遗弃不管的政策，放弃了对生苗区的统治。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创造历史的动力”。历史延流了人类，人类创造了历史。一切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势力才是进步的势力，一切阻碍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势力都是落后的或反动的势力。明朝统治者在生苗区与熟苗区之间筑起了一道边墙，无形中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构架了一道时空的障碍，在时态的长河里隆起了一道凝固的桥梁，给岁月嬗变的舞台划上了一条深深的鸿沟。对于生苗区的苗民，明朝统治者虽然不择一切手段，采取了一切残酷的政策，但并没有使他们屈服，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据《辰州府志》记载：“明万历年间，加重了对生苗区的讨伐和战争，兵力达到了数千近万人。明军虽然有数千近万之众，在生苗区采取砍割剃头般的征剿，但生苗区的苗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凭借山川之险与明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沉重打击了明朝官兵，使其每次征剿，都要付出沉重地代价。”明朝统治者，连年用兵，花费了大量的钱粮，弄得国库空虚，人民极度贫穷，几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统治者们只好忍痛求治，放弃了对生苗区的统治，让其自理自治自由，使他们成了明统治辖区的化外刁民。明朝统治者放弃了生苗区的统治之后，这对于生苗区的苗民来说，虽然一时之间免除了战争的威胁，得到了暂时的安定，生苗区的苗民群众从长期的战乱中喘过气来，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但是从另一面来说，由于生苗区的苗民没有户籍，没有政权的依傍，因此，使生产生活都处于一切自发地和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环境中，使他们的生产生活没有保障，形成了原始嬗变的盲目生存与发展变异的恶劣情境之中，也就冰释了火热地劳动创造力和淡化了民族自我发展的观念。

第三、边墙的修筑与存在对生苗区实行军事封锁，严重地阻碍了生苗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明朝统治者对生苗区的苗民采取民族隔离政策，在生苗区与熟苗区的分界线上筑起了一道坚固牢实的石墙，对生苗区实行军事封锁。为了阻止边墙外的生苗不介入熟苗区内进行骚扰和破坏，还在沿边墙三百八十华里的军事分界线上，建立了各种城堡、屯堡、汛堡、营盘、碉堡、哨卡、关门、关厢等军事设施 838个，形成了一道牢不可破的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军事设施里，明朝统治者，派遣了万余兵力进行驻守。同时，还感觉兵力缺乏，并动员组织边墙沿线熟苗区的苗民和汉民，进行军事训练，参加边墙线上的巡逻防守。这些参与边墙巡逻和防守的人，平时从事劳动生产是农民，战时参加防守作战是兵士。由于有了这样严密的军事设施，又加上这样严密的军事组织和布防，真正形成了一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天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在漫长的边墙线上，边墙就象一根黑色罪恶的弧线，深深地刻印在生苗区苗民的心坎上。他们痛恨明朝庭的统治者，仇视边墙的存在，千方百计立志要把它捣毁推倒。因此，在这道严密封锁的军事线上，不断地发生生苗区苗民把边墙推倒捣毁的事件。有些抗争最激烈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白天修起的边墙，到了夜晚又被彻底推倒捣毁的现象，使边墙不能过夜。为了对付生苗区苗民不再捣毁边墙，明朝统治者，往往派重兵把守，在重兵的层层包围下又修起了被捣毁的边墙，可见抗争之激烈。即使这样，边墙还是逃脱不了被捣毁的厄运。

  苗疆边墙不仅是一道严密的军事封锁线，同时也是阻隔生苗区与熟苗区黑色的一道屏障。严密的军事封锁和残酷的民族隔离政策，使生苗区和熟苗区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在熟苗区内，先进的经济文化技术不断地介入传播，使熟苗区的生产及农耕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地提高，生产物质大大地增加，人民的生活不断地得到了改善。同时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推动了历史文明的进程和发展。而在生苗区内，却恰恰是一幅相反的生活图景；在生苗区内，缺乏先进的经济文化技术，原始落后的农耕生产，导致了社会的落后。人民过着缺吃少穿的贫苦生活，灾难、贫困、病痛、战乱就是生苗区社会风景的写照。生苗区的苗民在痛楚的深渊挣扎，在贫困的死亡线上抗争，他们背着愚昧落后的沉重枷锁，与先进的文明社会背道而驰，越走越远。在生苗区内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堕入了黑暗的深渊。造成如此复杂纷乱僵化的局面，这就是边墙存在产生的恶果。

第四、苗疆边墙是生苗区的死亡线，为了求生存，求自由，更加激起了生苗区苗民的反抗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斗争愈烈。”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明朝统治者，为了寻求边境的稳定与安宁，不惜花费大量的钱财和人力，在生苗区与熟苗区的分界线上，筑起了一道全长三百八十华里的边墙，妄想凭此拒险而高枕无忧，但冷酷的现实却丝毫不容乐观。从边墙修筑的第一天起，生苗区的苗民就开始了强烈地抗争，反抗的烈火越烧越旺。明朝统治者迫于应急，派遣了大量的兵力前往镇压，但生苗区的反抗烈火，从来就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明朝官兵扑灭过。据史料记载；“明朝庭为了鼓励官兵的斗志，特地制定了一条褒奖旌表政策；凡生擒一人者，尝银五两，斩一级者，尝银三两。得三首级以上者，动银库，造花红，送哨官，鼓吹旌奖。”这一政策下达之后，前线征战的官兵个个如狼似虎，不断地深入到生苗区的腹地，疯狂地进行淫掳烧杀。为了获得众多的银两奖励，许多官兵不管苗民的死活，乱抓乱掳，不分青红皂白，把一些年青妇女和老弱病残者当作掳掠的战利品，去邀功请尝。更有甚者，他们连怀抱中的婴儿也不放过，真是残忍至极。生苗区苗民，面对如狼似虎的官兵，也毫不示弱，他们更加团结一致，神出鬼没地打击凶残的官兵，往往是数十人或百十人及数百人被生苗区的苗民义军破杀殆尽。这些被砍杀的官兵抛尸荒野沟谷，没有人给他们收尸，尸体裹着血迹，发出一阵阵恶臭，这就是征服凶暴残忍者的下场。面对生苗区苗民义军如此顽强的抗争，明军官兵也感到无可奈何，他们再也不敢贸然进入生苗区，以逃脱抛尸荒谷厄运。如此生死存亡的殊死斗争，震慑了明军官兵。从此后，除大兵团出击围剿之外，再也不敢以小兵团突入生苗区内。只好在边墙上增加巡哨防守，加强了各个关隘哨卡的固守。由于明朝官兵减少了对生苗区的突击征剿，使生苗区的苗民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机会，他们养精蓄锐，枕戈达旦，去迎接更加残酷的斗争。

四、余论：苗疆边墙——中国南方长城一部沉重的历史。

  苗疆边墙中国南方长城一部沉重的历史，从明万历四十二年始建至今，已经迈过了近四百年的历史。期间经过了明清两个朝代的十四代皇朝，又经过了民国的 20多年直至今日。在这四百多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的存在与消亡，并没有引起多少人对它的注意。其实，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进化，就象一江流淌不尽的河水，既有舒展平滑的深潭，也有激浪汹涌飞溅的险滩，既有风平浪静的时刻，也有深藏暗焦潜在的危机。一切纯正的、光明的及其进步的事业都在不断地嬗变、整合、转换和张扬；一切污秽的、落后的及其陈旧的东西都在被淘汰消亡。边墙的存在是一个社会历史的客观现实，不管你认可与否，它都代表着明清两代历史文化整合的事象，浓缩了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精髓。它是明清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缩影。我们谈论历史，就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让我们梳理一下紊乱模糊的思絮，清醒一下昏沉的头脑，数以百计千计的历史事件，就象一幅长长的书卷在眼前过滤。据史料记载；从明代中期到清代末期，在将近300多年的时间里，明清两代对生苗区发动的大型征剿战争36次，平均不到10年就要进行一次较大的战争。至于小型讨伐征剿那就无法记数了，可见生苗区苗民所处的严竣紧张的形势。战争是无情的，战争是血与火的绞杀。不管是征服者的一方，或者是被征服者的一方都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无庸质凝，被征服者的一方所付出血的代价要比征服者的一方沉重的多。康熙晚期在对生苗区一次征讨的用兵中，对腊尔山某苗寨实行突击，把全寨360余口全部斩尽杀绝，如此惨烈的景象世为罕见。在历朝历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是没有调和的矛盾。他们享受的是羊膏美酒，给平民百姓却是残忍杀戮，这就是历史的铁证。

  “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发展到今天，再不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时代了。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居乐业，观瞻未来，回顾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沉重的思索，也给我们多少刻意的启迪。公元二 000年四月二十二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中国国家文物局古建筑研究专家小组组长。中国长城研究学会副会长罗哲文教授，给苗疆边墙定位为中国南方长城。这天大的喜讯，不啻一声春雷震遍了广阔的神州大地。使这沉睡数百年的苗疆边墙——中国南方长城拂去了它积淀深厚的历史尘垢，以她秀丽的面容，又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中国南方长城的定位与发现，不仅对凤凰的历史文化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给源远流长的炎皇文化增添了一笔亮丽的色彩。在欢笑喜庆之日，我们不要忘记这位中华英才的文化使者——罗哲文教授，检点岁月，从深沉凝重的历史 尘垢中走出来，更好地去珍惜和爱护即已界定的苗疆边墙—中国南方长城。用她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久远凝重的历史，绘制凤凰古城21世纪光辉美好的明天。

（作者单位：凤凰县文化局文艺制作室）

二 000年七月二十日上午九时

脱稿于寓所得月楼